文/蒋健农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图为主席团成员合影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生活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其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亲历者、见证人和参与者，毛泽东不仅是半个多世纪中共党史的亲历者和重要参与者，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缔造者，他和他的战友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率领全党和亿万人民群众书写创造了中共党史的光辉篇章。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早期组织的成员，是中共第一批党员。他在出席中共七大和中共八大两次填写代表证入党时间栏时，均亲笔写下：1920年。1921年10月，毛泽东组建起中共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后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其工作在中共三大上受到陈独秀的表扬，“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在中共党内，毛泽东虽然不是最早开展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和农民运动的，但勇于实践、勤于思考，并善于总结经验的他却是各项工作的佼佼者。在大革命失败之际，担任党的领袖的瞿秋白称赞毛泽东：我党能独立思考者当数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式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主要开辟者，是遵义会议以后领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主要领路人，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造者，是新中国国体、政体的奠基者，是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成功实践者，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早探索者。毛泽东把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是在20世纪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世纪伟人。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总结，其权威性、科学性和思想深度，是无可比拟的。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历程艰苦曲折，经验丰富，教训深刻。在毛泽东之前，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有过《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研究一大到四大的情况，这是第一部中共党史著作；随后蔡和森又撰写了《党的机会主义史》，写到八七会议；瞿秋白撰写过《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记述1920年到1929年的党史；李立三则在1930年2月作过《党史报告》；甚至连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米夫也发表过《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五年》。
且不论这些党史著述系统精到与否，它们都是党内的报告或文件，不是在苏联完成的，就是在上海发布的。国内奋战在对敌斗争第一线的各级干部很少有系统了解中共诞生以后全部历史情况的。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自秋收起义踏上艰苦转战征途后，与外界的联系极其有限，无从知晓上述著述。因此，他在延安时认为“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但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和中共党史的重要参与者，对亲身经历的党史，有着与众不同的感悟，比如关于中共一大问题。
1936年初，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开展盛大的纪念活动。7月，陈潭秋在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第一卷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文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他回忆中共一大是7月底开幕的，开会4天。因此，莫斯科方面当时以1936年7月底到8月初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的时间，后为了错开准备在8月1日举行的“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红色日”活动，推迟到8月7日举行。根据陈潭秋的回忆，在莫斯科的中共人士，当时实际是把8月1日作为中共的诞生纪念日。
从现有资料来看，毛泽东本人最早论及党的创建和他参加中共一大的过程，是1936年夏秋在陕北保安对斯诺的谈话，这与共产国际方面庆祝中共诞生15周年活动的时间，基本上是同步的。毛泽东向斯诺介绍的情况主要是：其一，“1921年5月，我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里，虽然毛泽东把出发参会的时间记错了，但他明确是“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中共一大就是“共产党成立大会”，这有助于厘清学术界关于中共究竟是一大成立的还是一大之前已经成立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在1943年庆祝中共诞生22周年时，也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成立”。其二，“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这就是说，毛泽东作为当事人认定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没有参会，但他们是中共一大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其三，他在1936年就把中共一大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其四，出席会议的“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众所周知，学术界关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数有13人和12人的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包惠僧究竟算不算正式代表，毛泽东的回忆既强调“总共是12个人”，但又把包惠僧明确在“其他出席会议的人”之列，这给我们留下研究的悬念。此外，毛泽东还向斯诺介绍了中共一大召开前后各省党组织和中央机构的一些情况。他指出，“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这为我们研究中共早期组织的分布，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全国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保存在上海的党的秘密文件被送到延安，但是其中并没有中共一大前后的文件。当时在延安的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张国焘在1938年春借口去中部县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祭扫黄帝陵时叛逃），他们只笼统地记得是1921年7月闷热的夏天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诞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日庆祝。这年的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再次发表文章《英勇奋斗的二十二年》，指出：“今天是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周年和抗日战争的六周年。”
毛泽东关于中共一大召开过程的另一次系统回忆，是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他指出，“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共一大最权威的一次回忆，除尚不清楚陈潭秋已经在新疆牺牲的一个细节外，其他信息都是准确无误的。
毛泽东不仅详细回顾过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情形，而且对一大前后的党纲有过深刻的剖析。1958年6月，他看到中办秘书局6月3日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刊载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十一月）》。这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起草的一份内部文件，没有公开发表过，是在当时由苏联转交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的，其内容和观点与中共一大党纲相近。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这是他对中共一大召开之际关于党的奋斗目标认识的最明确的评论。
与以往个别同志为了向共产国际作报告或为了宣传教育等目的而分别撰写党史著述不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组织全党集中学习研究党史，目的性更明确——分辨是非，统一思想。并且，这次研究与学习，自始至终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组织下进行的。毛泽东针对全党历史知识贫乏和党史研究落后的状况，向全党提出研究与学习包括中共党史在内的历史遗产的任务。他从无产阶级政党能否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高度来论述其重要性。他指出：以史为鉴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通过总结党的历史，可以明了“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毛泽东认为，只有追溯党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党的现状，只有把握党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斗争状况，才可能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需要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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